济南向劣质煤出招 招投标并给煤企补贴

事实上，面对诸多高度不确定议题，监管决策的做出很难在完全充备的信息基础下展开，试验主义机制逐步成为现代监管型国家更为可靠的路径方法。

[6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1、40页;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0日，第1版。[24]在1980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对于全面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所进行的阐述则是，1978年宪法许多地方已经很不适应当前政治经济生活和人民对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

胡乔木将《宪法》第51条称作总的限制，也表明制宪者意识到了自身预测能力的有限性，所以意图使该条成为全部基本权利的概括限制。宪法给予这种机关将来立法工作以法定的基础。如邹韬奋、张友渔、韩幽桐等人曾共同撰书，指出五五宪草的规定使立法机关得随时制定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法律。[17]参见《王汉斌同志谈人大工作》，《上海人大月刊》1997年第3期。须承认的是，按照附带法律保留的状况排定基本权利的位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为解决基本权利冲突提供启发，但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基本权利冲突问题，原因在于，能够通过差异化法律保留推导出基本权利位阶秩序的情形本身较为有限。

[47]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第249页。第37条第3款虽然仅一般性地排斥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或搜查身体，未预先界定可以基于何种事由合法限制人身自由，但对于以逮捕的手段限制人身自由，该条第2款预设了特定的实施方式，即必须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进入专题： 全国人大 宪法监督权 合宪性审查 民主集中制 。

三种制度子类型可能表征了对宪法监督的不同制度构想，三者间或许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存有交叠与包含的关系。[43]这种类型的监督显然不同于合宪性审查意义的宪法监督，而是通过作用于政治意志的方式展开的。蔡定剑教授针对第62条第12项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要认为是‘不适当的，而不管是否违反宪法和法律，都可以改变或者撤销。[46]换言之，上级权力机关如果想要变更或者撤销下级制定的法律与决定，根本不需要论证其与宪法相抵触，只要认为其不适当即可为之。

[49]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传》（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2—1473页。对于制度的梳理只能在描述意义上呈现历史演变与制度特征，可若想厘清每种类型的机理，分析两机关宪法监督权的构造，就必须诉诸某种理论上的建构。

[29] See Hans Kelsen, Pure Theory of Law,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p.5.[30] 其中（2）与（4）具有某种相似性，在监督方式上都体现为对法律规范的变更或者撤销，但其依据是不同的。[11]与此相关的，《草案》也删除了常委会的法律监督权这一表述，理由是在当时讨论的宪法草案修改稿中，常委会已经有了改变或撤销国务院和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同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决议、条例和命令的权力，因此不必重复性地规定其拥有监督法律实施的权力。[49]常委会宪法监督的关键就是第67条第1项规定的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常设机关的宪法地位，也对于其他国家机关享有政治地位上的优势。

它比只规定撤销违宪违法的行为更严格。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在纯粹法学看来，规范创制与规范适用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35]之所以可以将宪法监督的主体放宽到全国人民来共同参与，就是因为这里持有了一种政治控制型监督的理念。

1982年《宪法》为了确保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规定了大会对常委会不适当决定的撤销权。其问题的根源即在于默认了两机关宪法监督权的同质性。

虽然因为组织程序的设置不能经常地行使国家权力，但是它的民主正当性及由此发挥的政治象征、民主意志表达、共同体整合、权力正当化等功能都不可替代。其逻辑在于：解释宪法意味着对规范内容的权威性认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有权终局性地认定国务院或是地方人大的决定与宪法相抵触，从而基于撤销权取消该规范的效力。

[1]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无疑处于这一体系的核心，如何发挥其制度效能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2]但他也指出，广义的监督包含了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决算的审查、决定、批准，也包括了审议工作报告、人事任免等。（3）明确了基于监督常委会的目的，为全国人大配置了规范撤销权，且撤销标准为不适当，而非相抵触。[29]而规范之所以成为具有客观效力的规范，则是因为上位规范的授权。1954年《宪法》制定时，无论是宪法监督权还是立法权都集中配置于全国人大，制宪者在两机关权限分配中赋予全国人大极高的比重。人民在宪法体制下具有最强的民主正当性，不同的国家机关通过与民主意志的关联可以相应获得政治权威，从而对其他主体展开监督。

（3）基于法律规范对政治意志进行监督，比如基于法律规范对组成国家机关的人员进行监察、弹劾。前者主要凭借其政治地位进行政治控制型监督，后者则在宪法的授权下独占性地享有解释宪法、进行规范控制型监督的权限。

另一项是第62条第12项的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法教义学追求解释的体系性，规范中表述相同的概念如能保持相同的含义当然最能符合体系要求。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页。[10]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宪法草案》，载前注[9]，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书，第357页。

总之，不应过于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政治性质，[56]毋宁更需注重合宪性审查作为规范控制型监督的性质。政治控制型监督可以发挥宪法监督的作用，也可能援引宪法进行说理。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解释宪法四个字是规范控制型监督的制度前提与重要特征，因而冗余性难题也不复成立。故本文着重讨论（1）与（4）两种情形，前者可以被称作政治控制型监督，后者可以被称为规范控制型监督。

第三，基于宪法解释的宪法监督体制。[13] 参见1954年《宪法》（已失效）第31条第6、7项。

[15]另一方面，1978年《宪法》开创性地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宪法解释权，这与1954年《宪法》制定时的观点相较有鲜明的变化。古人言：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

依据体系解释的视角，第62条第12项与第67条第7项、第8项的标准具有明确差异。[8] 关于理想类型或是理念型，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47] 见前注[44]，彭真文，第108页。只要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严格遵守规范控制型监督的界限，便不会出现所谓冲突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在组织法的维度上相对于全国人大拥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在功能上则从属于全国人大，其职权作用的目标在于增强和维护人大制度。合宪性审查这种经典形态的规范控制型监督有时也被认为是一种否定型抽象规范创制权限，或者说消极的立法权。

[35] 刘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足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狭义的监督是彭真这篇讲话的核心部分，主要是法律实施的监督，包含法律的实行情况，各级有权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抵触宪法和法律。

本文认为不适当不宜概括认为包含了违宪的情形。[45]第二，1982年《宪法》将解释宪法的权力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且将常委会的规范撤销标准规定为相抵触。

彭真次年发表的《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针对人大（含常委会）所行使的监督职权提出了新的广义/狭义二分。此中关键是被监督对象的政治意志受到监督机关的影响，在其既有权限范围内变更决定或者决定的意向（intention）。